為八萬五建屋計劃平反

看到香港特首候選人唐英年藉著「八萬五建屋計劃」點名批評另一候選人梁振英，筆者真是有點看不過眼。唐英年之前才說希望選舉「重回正軌」，自己卻一直不肯同台辯論理念和政綱（筆者之前才稱讚過他的政綱暫時比梁振英的更對市民討好），卻選擇以言語打擊對手，實在太令人失望。況且，筆者一直認為「八萬五房屋政策」在普羅大眾心目中的恐懼，很大部份都是地產界人士刻意推波助瀾而成的。事實上，「八萬五政策」的內容本身並沒有甚麼大問題，當年這項政策之所以最終弄得滿城風雨，純粹是因為該政策生不逢時，加上當局後知後覺未有果斷調整，才導致「八萬五計劃」遺臭萬年。

自1990年代初開始，香港樓市一直節節上升，炒風極為旺盛，令樓價遠遠偏離正常人能夠負擔的水平。1997年的平均樓價約為1990年的兩倍半，但香港市民的平均工資升幅不足一倍，而當時的供樓負擔比率更達到74%，即香港人平均要將近四分之三的收入作供樓之用。面對如此失衡的情況，當時殖民地政府已經研究如何應對這個問題，經過深入地評估需求，於1997年初提出的諮詢文件已初步訂下每年建屋量約八萬五千的目標，而這個指標便被主權移交後的特區政府直接採用，在1997年10月的施政報告被提出，亦即是廣為人知的「八萬五建屋計劃」。「八萬五計劃」的目標除了是透過提升房屋供應促使樓價返回合理水平，同時也希望將當時15萬個公屋輪候申請由平均需要等候6.6年才可上樓，大幅縮減至平均三年便可上樓。

假設當年並沒有「亞洲金融風暴」這個重大的外圍因素，相信「八萬五房屋政策」仍會令樓價明顯下跌，這一個效果是十分合理的，畢竟過往多年樓價已被炒高至不合理的超高水平，必須作出較大調整方能重拾正軌。若果將合理的供樓負擔比率訂為40%，那麼樓價理論上需要從最高峰的位置下跌54%，即使計入工資上升的因素，要樓價下跌三四成是少不免的了。只是當年特區政府對「亞洲金融風暴」反應遲緩，不及早修訂「八萬五政策」，才導致最終樓價的跌幅「超額完成」，接近70%之鉅。

受「八萬五建屋計劃」影響而變成「負資產」甚至破產的人士，當中部份是炒家，他們並不值得可憐，完全是因貪婪（以及不懂「見好就收」）而自招的惡果；其餘於樓市高峰期時首次置業的市民，才是較無辜的一群，畢竟他們當時並不會知道樓價會否持續居高不下。然而，他們亦不應該將所有怨氣全都怪罪於「八萬五計劃」身上。「八萬五計劃」只是一項為當時香港樓市撥亂反正的措施，如果樓價不是之前的時間升得大多，根本就沒有需要推出政策讓樓價作出調整。那麼這是殖民地政府的失職嗎？也不算是。殖民地政府無法控制樓價瘋狂上升的主要原因，是因為《中英聯合聲明》嚴格限制了香港每年賣地數量不得超過50公頃。假如當初沒有如此限制，殖民地政府能夠更靈活地運用土地來平穩樓價，相信便不會發展出樓價失控的情況，政府也不用推出如「八萬五」般令樓價調整的政策。

總括來說，「八萬五建屋計劃」的存在是純粹為了應對1997年前樓價升得失控的局面，全因當時政府不懂得因時制宜，在「亞洲金融風暴」爆發後未有迅速撤回有關政策，才令有關政策在很多香港市民心目中留下很壞的印象。自此特區政府便成為「驚弓之鳥」，不敢對樓價作出積極的干預手段，正中了大地產商的下懷，令香港樓市於2000年代後期開始再度大幅上升，雖然未至於1990年代中期般瘋狂，但現時的樓價已經稍為超出一般市民可負擔的水平了。若果現在不讓樓價作出小量的調整，待將來樓價繼續攀升上去後，便需要再一次像1990年代末期般令樓價大幅下跌才能重拾正軌，屆時只會增添普羅大眾對政府的不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