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4屆香港電影金像獎近日在一片爭議聲中拉開序幕，並極可能在恥辱中落幕。四部理應符合入圍資格的電影——《不赦之罪》、《送院途中》、《地母》及《今天應該很高興》，未能列入官方公佈的「2025年度香港正式公映電影片目」，變相失去參賽資格，引發業界與公眾譁然。這已不僅是一次粗暴的權力展示，更是一次對既定規則視如無物。它標誌著這個曾經代表香港電影最高榮譽的獎項，正步向自我毀滅。
撕破臉皮的「無理由」DQ
金像獎大會今次的手法，只能用「肉酸」兩字來形容。這四部電影在技術層面上根本「無位入」：它們既拿到了官方電檢紙，亦滿足了商業放映的場次要求。換言之，大會無法引用任何一條明文條款來合理解釋為何將它們拒之門外，唯一選項就只能搬出「董事局保留最終決定權」這塊「免死金牌」來封口。
面對傳媒查詢，會方僅以「無回應」冷處理，並未給出具體的技術或法律原因，連藉口都懶得準備。這種傲慢顯示出大會已不再在乎程序公義。相比起表面准許入閘再在投票暗中出術，這種在閘口直接篩走異己的手段雖然乾淨俐落，但本質上是赤裸裸剝奪了金像獎選民的選擇權，將專業評選降格為一種需要「配合政策」的維穩任務。
比官方更官方的「超前自我審查」
最令人心寒的，是金像獎協會所設立的審查門檻，竟然比政府官方機構還要高，甚至到了「走火入魔」的地步。
香港電檢處在引入國安條款後，把關已極度嚴格，能拿到准映證在戲院公映的電影，理論上已是官方認可的「安全」作品。然而，金像獎大會卻在官方的紅線之上再行「加辣」，實行「超前自我審查」。
無論自我審查是針對「特定人士」（例如主演的黃秋生、范冰冰），還是「特定電影題材」（例如涉及移民潮），這條紅線都相當含糊，完全是黑箱作業，毫無準則、毫無解釋、毫無上訴渠道。最諷刺莫過於獲香港電影發展局撥款資助、由香港演藝人協會會長古天樂主演的《送院途中》亦無辜遭殃。
當一個自詡代表專業與藝術的獎項，竟然比負責維穩的官方機構更保守和恐懼，這個獎項其實已經失去了原本表彰電影成就的意義，淪為一個純粹的「安全名單表揚大會」。
騎虎難下的死局
事態發展至今，金像獎協會已將自己逼入掘頭路，毫無退路。
若此刻因輿論壓力而「跪低」放行這四部電影，勢必引發報復性的「同情票」或「抗議票」，導致這些電影可能橫掃獎項，造成大會最不願見到的難堪場面。更重要的是，第一輪投票早已展開，技術上若現在突然「復活」幾部電影，將分薄票源，對其他一早循規蹈矩拉票的大熱作品——例如2025年底壓軸上映的鉅製《尋秦記》——構成極大的程序不公，隨時引發更大的行業反彈。
因此，為了維護所謂的「權威」與面子，大會只能選擇「死撐」，寧願要一個閹割版但受控的賽果，也不敢面對真實的民意。
爾冬陞的沉默共謀：從守護者到「高級看更」
在這場風波中，最令人唏噓的是金像獎協會主席爾冬陞的角色。回想2016年第35屆金像獎，面對《十年》爭議，爾冬陞引用羅斯福名言：「我們最需要恐懼的，是恐懼本身。」那時的他，寧願冒險也要捍衛創作自由。
然而十年過去，今天的爾冬陞卻選擇了徹底的沉默。或許有人會為他開脫，指DQ是董事局的集體決定，非他一人之過。但作為主席，他是金像獎的門面與靈魂人物。面對如此無理的DQ，尤其是連致力推動行業的古天樂及其作品也受牽連被封殺時，他全程「潛水」，沒有為行家說過一句公道話。
這種沉默不只是穩重，更是默許與共謀。從當年呼籲「不要恐懼」，到今天放任大會執行比官方更嚴苛的審查，爾冬陞已變成了當年自己口中要對抗的那種人。在外界眼中，他似乎已由「電影行業守護者」，降格為負責維穩的「高級看更」。他在這個體制崩壞的過程中，透支了自己多年建立的聲譽與風骨，為一個不再公正的獎項背書，可謂「晚節不保」。
結語：金像獎已死
一個電影獎項的權威，建立在公平、專業與對藝術的尊重之上。當金像獎比官方審查更保守，當它為了「安全」而犧牲行業領袖與優質作品，當它的主席背棄了曾經的信念——我們不得不承認，那個曾經代表香港電影自由精神的金像獎，已經名存實亡。
第44屆金像獎或許還會如期舉行，紅地毯或許依然星光熠熠，但在大眾與電影人心中，真正的金像獎，已經返魂乏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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